夷与东夷作为历史概念，其部族构成与地理分布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这种流动性使得学术界对东夷及其文化内涵的界定呈现出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地理维度考察，海岱概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照——这个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的地理称谓，其历史渊源远比后世惯用的齐鲁更为久远。狭义的海岱地区，按照秦汉以降学者的理解，基本等同于现今山东省域（尤以半岛地区为核心）；而广义的海岱文化圈，通过大汶口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得以证实，其范围向北延伸至河北南端，向西涵盖豫东地区，向南则包括皖北与苏北的广袤地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古时期河道与今迥异，但学界普遍认同海岱文化实为黄河下游古夷人文明的重要载体（含淮河以北的苏豫皖地区）。
傅斯年先生曾精辟指出：殷商西周时期，今山东全境及豫东、苏北、皖东北，乃至河北渤海沿岸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的诸多部族——包括见于典籍的大皞、少皞、有济、有穷、徐方等部，风、盈、偃诸姓——皆统称为夷。这一基于文献考据的论断，与后续考古成果高度吻合。其中基本分布区与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核心区重叠，而延展区则与该文化的辐射范围相符。当代学者如萧兵更提出大东夷文化概念，认为其发轫于渤海两岸，北抵松花江流域，南达长江下游，形成跨越库页岛至南太平洋岛屿的广阔文化带。凌纯声等海外学者则从语源学角度，将夷（海）文化扩展为涵盖东北亚至东南亚的海洋文化圈。
展开剩余70%东夷概念的时空演变呈现明显动态特征。狭义定义始终聚焦山东及周边古夷人群体，如郭沫若考证商末尸方即包含山东岛夷与淮夷，此与古籍九夷记载相合。但需注意，夏商时期的九夷特指泰沂山区至徐淮地区以东的土著（主要为山东半岛），不包括早期内迁中原的古夷人集群。这种区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前者迟至夏商仍保持半独立状态，后者如太昊、少昊部族则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融入华夏族核心。纵观三千年演变，东夷地理概念呈现持续东移趋势：史前时代与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区重叠，夏商时期收缩为泰山以东九夷，周秦以后进一步东迁至东北亚，最终在秦汉文献中专指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居民。这种文化边疆的推移轨迹，实为华夏文明圈层扩展的生动体现。
上古东夷文化与中原文明的互动构成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轴。考古证据显示，距今6000-50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对应传说中的太昊、少昊时代），中华大地已形成东夷、西夏、北狄、南蛮四大文化集群。其中东夷集群分布最为集中，以太昊、少昊为宗神象征，其太阳崇拜信仰与黄河中游的炎黄系统形成鲜明文化对照。值得注意的是，豫东地区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墓葬群，证实东夷文化很早就已渗透中原腹地。这些考古遗存不仅揭示了东夷族的社会组织与物质文明，更展现了海岱文化共同体的原生形态。
五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2000年）是华夏文明成型的关键期。这一时期以炎黄蚩尤大战为序幕，经颛顼、帝喾时代联盟巩固，至尧舜时期形成禅让制下的三族轮治格局。值得注意的是，传说中的主要部族领袖多具东夷背景：蚩尤、颛顼、帝喾、舜、皋陶、伯益、后羿等均出自太昊少昊系统。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揭示的文化碰撞格局，在濮阳-曲阜的帝都轴线中得到空间印证。东夷文化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尤为显著：颛顼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奠定礼乐制度基础，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在城邦建设、文字萌芽、青铜冶铸等方面均处于时代前列。考古发现的陶鼎、黑陶高柄杯等礼器，直接影响了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形制。
从文明融合视角审视，华夏概念很可能源于虞夏联称，兼具时间延续与空间整合的双重意涵。至商周之际，随着山东半岛夷人的最终同化，东夷文化完成了向华夏文明的基因注入，其太阳崇拜、礼器系统、历法知识等核心要素，均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持续数千年的文化融合历程，不仅印证了多元一体的文明形成模式，更彰显了东夷文化作为华夏文明重要源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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